延安时期,毛泽东日理万机,极少有时间娱乐。
一天,他突然感到右肩疼痛,有时疼得手不能握笔,无法入睡。
医生诊断其患了肩周炎。
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,病情不仅不见好转,反而转为慢性肩周炎。
当时的卫生处领导对此很是着急,召集医务人员想办法。
最后,领导交给毛泽东的同乡——保健医生朱仲丽(王稼祥夫人)一个任务,说服毛泽东打麻将。
一天,朱仲丽趁毛泽东心情比较好,走进他办公室。
毛泽东一见她,便放下手中的工作,请她坐下,笑着说:“我猜猜看,是来陪我打麻将的吧?”看起来,毛泽东似乎已经知道了她的来意。
“是呀,这是为了使您活动肩膀关节。
”朱仲丽说。
“又来做好事了。
不过,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咧!”毛泽东有些不情愿地说。
朱仲丽是受命而来,极力相劝。
毛泽东对这位小老乡很是了解,觉得被她缠上了,不答应恐怕不行,只好无可奈何地说:“你的嘴就是厉害。
好嘛,医院开来处方一个,打麻将四圈,目的是帮助肩关节的功能恢复。
”朱仲丽马上让卫士拿来麻将,就在毛泽东窑洞里的小方桌上打起来。
大家有说有笑,给紧张的战斗生活平添不少乐趣。
马海德大夫(原名乔治·海德姆,祖籍黎巴嫩,日内瓦医科大学博士),深得毛泽东的信任,后来马海德夫妇与毛泽东夫妇干脆住到了同一个院子里。
马海德之子后来回忆说:在延安时,毛泽东工作繁忙,睡眠不大好,马海德就拉他去散步、教他打乒乓球、去看文艺节目、跳舞等等。
有时见毛泽东长时间紧张工作,他就会请毛泽东打麻将。
“通常是毛主席、江青,还有我父母4个人一起玩。
毛主席打麻将的时候全神贯注,特别想和牌。
而父亲打麻将是个‘二把刀’,只会打‘十三不靠’。
毛主席最怕他这种打法。
有一次,父亲一板一眼地打,就要和了,而毛主席也只差一张牌,就捏在父亲手里。
毛主席不高兴地说:‘你能不能不打十三不靠?打别的。
’父亲说:‘你们只教我这个,我不会打别的。
’毛泽东说:‘以后不许打十三不靠。
’父亲说:‘那我就不玩了。
’毛主席想了一会儿,无奈地说:‘算了算了,你就打十三不靠吧。
怪人打怪牌!’八圈下来,毛主席站起来活动身子,父亲说:‘主席,怎么样,争争吵吵比打八圈更有意思吧?这对松弛您的神经大有好处。
’主席这才明白了父亲的用意,双手抱拳打趣说:‘那就感谢博士了!’”
毛泽东身边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也是毛泽东牌桌上的常客,常常要和毛泽东争个输赢。
朱仲丽总是想法让毛泽东玩得开心,以便多玩几圈,达到活动关节的效果。
因此,她常常坐在毛泽东的上手,故意出一些好牌让他“吃”,毛泽东连连“和牌”,气得叶子龙直瞪眼。
有一次,毛泽东和牌后笑着对大家说:“如果是开赌场,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,我敢下注万万元,必成大富翁。
你这个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,给我金钱炮弹,叫我当资本家呀?”满屋子的人顿时大笑不止。
毛泽东曾说: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,一是中医;二是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;三是麻将牌。
可见他对麻将评价之高。
他认为打麻将中存在哲学,可以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;也存在辩证法,有人手中拿的牌不好就摇头叹气,这种态度不好。
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,打麻将也是这样,就算手中是最坏的牌,只要统筹调配,安排使用得当,便会以劣变优,以弱胜强;相反胸无全局,调配失利,就是再好的牌,也会转胜为败。
毛泽东还曾巧妙地借助麻将的术语做统战工作。
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刘斐,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,1949年,他随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。
在双方代表先进行的个别商谈期间,毛泽东曾以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为开场白接见了和谈代表之一刘斐(湖南醴陵县人),拉近了人心,平复了对方的紧张情绪。
刘斐说:“蒋介石打不下去,让李宗仁出来求和。
人民需要休养生息,和平是大势所趋。
”毛泽东说:人民的要求,我们最了解。
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,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。
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,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,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,我们是欢迎的。
他还扳着指头对刘斐、黄绍竑说:第一,蒋介石靠不住;第二,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;第三,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;第四,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,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;第五,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,他不搞和谈,这些人士也靠不住;第六,他不诚心和谈,共产党也靠不住,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!他站起身,踱了几步后说: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。
只要你们真正和谈,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,是守信用的。
和谈失败后,刘斐思想斗争十分激烈,是留北平呢?还是回南京?一次宴会上,他和毛泽东谈话时,以麻将为题,试探着问道:“打麻将是清一色好还是平和好?”毛泽东想了想,笑着答道:“清一色难和,还是平和好。
”刘斐豁然领悟:“平和好,那么还有我一份。
”就这样,毛泽东的一席话终于使刘斐下决心留了下来。